一百年前，毛泽东那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选择
100年前的1921年阳历新年，湖南长沙，大雪纷飞。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踏着五四先进文化催生的救国潮流，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
会议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开的，但讨论的话题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28岁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这两次发言，后来以《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为题，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作为全书开篇。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这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他还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把这篇发言作为《毛泽东文集》的开篇，是因为它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实际上，在一个月前，毛泽东给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等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明确表示：深切赞同蔡和森用俄国式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的主张，而不同意萧子升等用温和的革命、教育的方法的主张，“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的这封信，后来作为开篇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毛泽东用形象的十个字，概括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苦涩的心路历程。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122号《万国公报》上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对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的名字，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后，一批介绍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日文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这时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还仅仅是作为一种新思潮被介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争把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社会矛盾以更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大劫后的满目疮痍、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使那些曾经醉心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失所望。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就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时，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劳农政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它像一缕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国的前程。于是，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成为那时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鲜明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因此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种重要的新思潮。
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两次演说。李大钊热情洋溢地告诉世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图为《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作为开篇收入的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